陈晓平谁创办了循环日报「陈晓平谁创办了循环日报」

陈晓平

香港《循环日报》是与上海《申报》并称的长寿中文报纸。这份报纸的创始人，长期被简化为王韬一人，这种说法很不合适。回到历史现场看，《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总局主要股东是香港华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王韬是他们聘请的主笔。这三个股东，当年都是香港商界、慈善界鼎鼎有名的华人领袖。

1874年《循环日报》报头

回到香港华商的历史现场

香港《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4日创刊，1941年被侵港日军勒令停刊，抗战胜利之后虽有两次续办，为时均不太长，至1963年彻底画上休止符。《循环日报》在抵制殖民势力压迫、反映华人呼声、推动中国改革、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厥功甚伟，业已载入史册。

陈鸣对《循环日报》的评价，笔者大体赞同，唯对过分强调“知识分子”一条持保留意见。主流新闻史视角，多强调知识分子办报、文人办报、政治家办报，这个角度如果用来观察梁启超办《时务报》之类的案例是准确的，但用来给《循环日报》定位则不合适。香港早期中文大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上海《申报》等等，都是商业性报纸，这也是这些报纸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办报纸固然离不开文人，但资本筹集与经营管理更加重要。赤手空拳的文人无法创办报纸，有资本实力的商人（及群体）则可以聘请文人办理编务、从事撰述。香港早期中文报纸，首先是商业机构，政论、社论只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

率先对“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出质疑并加以学术论证的是学者萧永宏。他批评此前很多论著“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巧妙回避”“将《循环日报》的创办和王韬的个人作用混为一谈”。在仔细研究该报早期“告白”之后，萧永宏认为：“……对于有一定财力基础、热衷香港华人公益事业的港商梁安、冯普熙、陈桂士等人来说，他们出资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梁、冯、陈三人所担任的中华印务总局‘值理人’，实际上就是该局的股东角色。”（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第49页）

据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披露，1873年2月1日《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余等同人特纠集同志五十名，承顶英华书院印书器具、铜钢阴阳字模、铅版大小各字，设立有限公司，创立印务总局。本公司凡50股，每股一千员，合本银五万员，先科银二万五千员，业于本月初四日妥议合同，彼此签字，定于即日开工。……本公司之设，原为专益唐人起见，所举值理三位，为梁鹤巢、陈瑞南、冯明珊，总司理一位，为陈霭廷，正主笔一位为王紫诠。此后拟即倡行日报，每日颁发。”（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新版，第230页）

公司股本5万元，分为50股，每股1000元，也即股东共50人，“值理人”应该是50名股东互选出来的公司董事。告白叙述顺序，梁安等三人在前，次及总司理陈霭亭，主笔王韬列在末位。萧永宏说梁安、陈桂士、冯普熙“有一定财力基础”，写法略显拘谨，实则这三人均可进入富豪之列。按当日通行说法，梁安等三人是“东家”，陈霭亭、王韬为“西席”，宾主位置不可混淆。至今没有证据表明王韬曾经入股。

多数新闻史著作不顾实际情况，硬要认定王韬为《循环日报》唯一创办人，充满浓厚的文人自恋色彩。笔者认为，商业性报纸创始时期的主要股东、经营者，重要性不下于主笔。萧永宏恰当地指出了《循环日报》股东梁安、陈桂士、冯普熙在香港的经济实力和公益领袖地位，但他的论述仍以王韬为中心。笔者觉得有必要跳出“王韬中心论”，从香港华商角度重加申述。

《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说过，历史就是“遗忘的竞争”。时至今日，国人能记得的早期香港大商人极少。他们在记忆竞争中大多落败，原因复杂，不过笔者希望能稍稍加以挽回。19世纪香港华人领袖，除了黄胜、伍廷芳、何启以专业能力与英文能力而占据显赫地位，因商业成功而担任华人领袖的先后有：卢亚景、谭亚才（Tam Achoy）、何斐然（Ho A-sek）、梁安、陈桂士、郭松、李陞、罗寿嵩、冯普熙、何献墀、韦宝珊、何东、刘铸伯等。（参见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每个学者开列的名单容有异同，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为华人争权益、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的突出贡献不容忽视。

《循环日报》的创办，标志着香港华商群体发展壮大与成熟。他们不满英文报纸的殖民视角，觉得依附于英文报业集团《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也不理想。刚好，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中文铅字准备出售，黄胜在该书院供职，本人又是印刷专家，于是向梁安等华商提议，组织一家纯粹华资的印务公司，收购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和中文铅字，在公司下面成立《循环日报》，代表香港华商表达意见，与他们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密切配合，争取华洋平等，抨击“卖猪仔”、拐卖妇女出洋的罪恶活动，进而对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改革提出建议。这是《循环日报》创办的真正背景。王韬因缘时会，被聘为该报“主笔”，宾主相处融洽，双方相得益彰。

“香港圣人”梁安

梁安（1829-1890），印名梁云汉，字鹤巢，祖籍广东顺德，世居广州西关龙津桥，约1840年代末移居香港，担任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买办多年，在香港从事华人公益慈善活动数十年。1885年，探花李文田从广州经香港回京供职，途中给张之洞写信，引用当时港人的公认说法，称梁安为“香港圣人”。（《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437-441页）在他身后，再也没有哪个香港华人得到如此之高的推崇，与他有过接触的西方人，也都对他赞誉有加。1890年7月18日，梁安在广州逝世。（The Hong Kong Telegraph, June 19th, 1890; Hong Kong Daily Press, June 20th, 1890.）

“香港圣人”梁安

领衔创办香港东华医院这一壮举，奠定了梁安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的崇高地位。香港东华医院后来与广华医院、东华东院合并，合称“东华三院”，至今已持续运作100多年。香港史学家丁新豹称，东华三院“如今已经是一间现代化的大型社会服务机构，而且是目下华人世界同类型机构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及服务最多元化的一所”。日本学者可儿弘明认为东华三院是亚洲数一数二慈善服务机构。

1869年，一些垂死病人按中国习惯被移置到广福义祠，遭到在港西人的猛烈抨击。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华人对垂死病人的处理方式，本与西方人有绝大差异。在港西人纯粹从自身立场出发，将习俗问题升高到道德审判，深深刺痛了居港华人。梁安挺身而出，与各界协商，达成成立一家中医院以处理华人疾病及临终问题的共识，组织成立医院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向各行华商募捐。1870年初，香港买办、行会商人共捐献47000元，得到港督批准，创立首个华人慈善组织东华医院。医院到1872年正式落成，由于完全按照中国习惯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受到热烈欢迎，1873年接待门诊数字为43074人次，1887年猛增到138461人次，几乎“户限为穿”。东华医院还为不幸病死者安排以中国方式下葬，消除了华人对身后尸体被解剖的恐惧。1872年医院落成时，梁安请王韬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及两副对联。

东华医院筹建期间推选梁安连任3年主席，1872年正式落成后进行改选，由13名值事（后称总理）组成董事局，从总理中推选主席一名；总理每届任期一年，由各行会推选。有限任期制、轮换制是东华医院一项十分完善的制度，对防止腐败、提高各行业商人的参与积极性有极大帮助。“东华三院”后来虽曾有过挫折，总体来说业务不断壮大，与其一开始形成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嘉约翰（J.G. Kerr）对东华医院横空出世予以特别的重视。1872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年报中有如下评论：“这个医院的建立反映了以下事实：华人……表示他们自己可以以本身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慈善机构，不必外国人施以援手。”东华医院的管理制度、服务理念受到西医院的启发，同时也带有与教会医院竞争的意向。香港华人慈善事业的起步阶段，即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自主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持守。自1872年建成投入后二十多年里，东华医院只用中医中药为华人服务，要到1896年港府干预才开始增设西医。

香港东华医院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服务内容局限于本地医疗，而是为海内外华人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历次广东省内水灾，东华医院均不遗余力捐钱捐物，距离较近的灾区甚至派出专人运载粮食前往赈济。1877-1878年间，华北发生百年未遇的“丁戊奇荒”，东华医院善董不分畛域捐集巨资，贡献突出，经李鸿章上奏朝廷，由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这是香港第一次获得御赐牌匾。

东华医院大堂

1879年，梁安与黄筠堂、冯普熙联合上书港督，强烈要求委任伍廷芳为定例局（后称“立法局”）议员，次年得以实现。梁安为人谦退，又十分愿意奖掖后进。港府原本希望梁安出任此职，他极力推辞，推荐年龄更轻、精通法律的伍廷芳。伍廷芳入局，是香港华人进入立法机关的第一次。梁安在争取香港华人话语权、维护华人权益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同年，梁安向东华医院倡议设立贫民义学，次年实施。

华人自来都重视叶落归根、入土为安。香港身处华工出国的主要通道，华人领袖觉得有责任帮助处理华侨灵柩归葬问题。东华医院成立后，成为华人全球运棺网络的中心，与海外华侨同乡组织协作，在香港迎接灵柩然后协助分运到各自的故乡落葬。顺德人旅居海外者众多，一旦客死他乡，若无亲属照料，魂魄难安。1876年，梁安领衔创立旅港顺德绵远堂，募集资金在香港设立义冢，后来又在顺德大良设立怀远义庄，选择将同乡先友下葬于香港义冢或停厝于怀远义庄。

梁安从事外贸工作多年，痛感中国利权操之洋人，与顺德同乡、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商议，尝试打破洋商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在英国创办华资公司，用中国轮船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等土产前往伦敦直接销售。1881年，肇兴公司成立，梁安驻港担任总经理，派刘绍宗（刘学询之父）常住伦敦。此前未有中国人在伦敦创办大型企业的先例，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开了中国经济史的先河。因当时风气未开、环境所限，肇兴公司受到英商集体抵制，未能真正打开销路，但其开拓精神仍令人钦佩。梁安在肇兴公司这一冒险事业中，亏折大量本钱，1883年申报破产，这是他晚年不再活跃的主要原因。

了解梁安、陈桂士、冯普熙对华人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参与，才能理解他们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动机。名为“自由港”的香港，洋人、华人权利待遇不平等，劳工阶层不能享受基本的医疗福利，卖猪仔、拐卖妇女出洋等罪恶活动猖獗，深深刺痛了华人领袖的心。《循环日报》的创办，正与华人领袖的社会公益活动息息相关。

梁安1873年初领衔创立中华印务总局并计划创办《循环日报》，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契机：一是英华书院刚好有一批印刷设备、中文铅字出售，二是梁安1869年起担任东华医院筹建期间的主席3年，到1872年卸任，摆脱了医院的繁忙事务，得以专心致志从事印务总局的经营管理。

“保良局之父”冯普熙

保护妇女儿童，在今日来说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当日香港，则由民间慈善组织保良局主要担当这项任务。冯普熙是保良局的创始人和灵魂人物。梁安创办的东华医院，与冯普熙为主力的保良局合作无间，被称为“东保一家”。

冯普熙（?-1898），曾名冯照，字明珊，英文作Fung Po-hei、Fung Chew、Fung Ming-shan，广东东莞人，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St．Paul’s College），曾为香港壳洋行（A．H．Hogg & Co．）、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买办，1869年参与发起创办东华医院，1872任东华医院总理，1873年投资中华印务总局并任值理人，1879年与梁安等发起成立香港保良局，连任三届保良局总理。（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第1册，第342页脚注）

香港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广东人出洋的主要口岸，大量人口由此出发前往南洋、北美等地经商务工，但也催生罪恶的贩卖人口活动。男性劳动力被诱骗登船，前往新旧金山开矿、建设铁路，俗称“卖猪仔”；年轻女性被诱骗、拐卖到外地、外国，很多被迫从事卖淫营生，叫做“卖猪花”。为刹住“卖猪花”罪恶活动，营救被拐卖女性，1879年梁安与冯普熙等联名向港府申请创办保良局，对被拐卖妇女进行实质性救助，并争取到港府授权，派出探员到准备离港的远洋客轮检查有无被拐卖妇女，一经发现即刻加以救援，具有一定的“民间执法”性质。据统计，仅1887-1895年间，该局即查出被拐妇女5543人，或专人护送回省内各县，请当地善堂协助资送回家；少数无法遣回者，通过东华医院加以妥善安置。这些早期社会问题，港府无能为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梁安、冯普熙及志同道合的华商来加以解决。

冯普熙与王韬保持了长期的交谊。1872年，冯普熙秘书“南海忧时子”读了冯普熙所作《答中外强弱论》一文及王韬所作《答〈强弱论〉》，指出“紫诠（王韬）主兴利，冯君主除弊，二者相须为用”。（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第209页）显见冯普熙、王韬此时不仅交往密切，而且对中国如何转弱为强等大事有过坦诚的讨论。1879年春王韬游日本，出发前的4月6日晚上，冯普熙特地设席饯行。（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下册，第524页）1893年，冯普熙从香港给王韬邮寄燕窝二斤，并表示愿意为王韬刻书“醵赀助刻”。（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下册，第497-498页）

保良局

陈家祠创始人陈桂士

陈桂士，字瑞南，广东新会人，世居广州西关，在香港经商20多年，为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创始人之一，后回到广州，主持爱育善堂的慈善救济事业。1888年，他采用十分高明的手段，集资百万，用6年时间兴建起扬誉中外的陈家祠。王韬以海外逋客身份定居香港，得到香港华商无私帮助。《普法战纪》书稿写成后，陈桂士、冯普熙帮他筹集印刷费用，陈桂士为该书作序。（陈桂士事迹，笔者此前已有所铺陈，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谁创办了陈家祠∣陈瑞南篇》。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22989）

总司理陈霭亭

《循环日报》筹备期间聘请的总司理（总经理、社长）陈霭亭，也是《香港华字日报》的创始人，王韬在加入《循环日报》之前，曾在《华字日报》发表多篇文章，由此推测，陈霭亭与王韬早有交往。

陈霭亭

陈霭亭（1847-1905），原名陈善言，又名陈善贤、陈贤、陈言，字慎于，广东新会人，1850年代广东洪兵起义时，随家人移居香港，入圣保罗书院习英文。1871年初，陈霭亭受聘英文《德臣西报》任副主笔，司理翻译事宜，3月11日创办《中外新闻七日报》，确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闻原则。他在该报发表评论称：“然华人居港者现以英俊鳞集……但无自设之新闻纸，则凡有要事关涉华人者，每欲传达而究不克自专，此中关系实非浅鲜。故西人恒冀华人有志之士，自设一新闻纸以便记录，且得藉扩闻之益。”陈霭亭借西人之口，代表港人表达了华人自主办报的强烈愿望。7月14日，陈霭亭发表《创设香港华字日报说略》，提出华人报纸须以“华人为其主宰”，宜“讲求泰西之事”“知其政治之得失，悉其民情之向背”；创办华人主宰的中文日报，可以“佐中治而验外情”。随后，陈霭亭将《中外新闻七日报》改为《香港华字日报》。

从1873年2月1日起，陈霭亭担任中华印务总局总司理，可认为此时即开始进行《循环日报》筹备工作，至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刊，3月13日起此职改由黄胜出任。此前新闻史学界觉得此事难以理解。实情可能是：《循环日报》筹备时期，需借重陈霭亭的报业经营管理经验，陈氏并无长期为《循环日报》工作的打算，毕竟与《华字日报》存在利益冲突，纯属短期客串。恰在此时，发生了日本侵台的大事，陈霭亭受沈葆桢、黎兆棠之命，前往福建、台湾协助办理交涉，也就顺理成章的离开《循环日报》。

陈霭亭并不满足于主持舆论，更重视实务。他长期以来主张对海外华侨实施领事保护，引起清廷重视。1878年，陈兰彬担任驻美公使，以陈霭亭为随员。陈兰彬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由陈霭亭担任翻译。（陈兰彬《使美纪略》，《近代中国》第十七辑，第416页）1879年，陈霭亭出任驻古巴领事，1884年调古巴马丹萨领事，两年后升驻古巴总领事。驻古巴期间，陈霭亭以国际法为依据，据理力争，大大改善了古巴华工的待遇。

陈霭亭回国后，被李鸿章派往洋务企业重镇开平煤矿，出任会办，后应盛宣怀之招入轮船招商局。陈氏家族是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幕后功臣，陈霭亭兄弟陈栋灿、陈致祥、陈猷等在募股方面出力甚大，陈猷（陈辉廷）为招商局服务四十年，长年担任招商局商董、总董，后升至总办。（卢子骏《潮连乡志》）

王韬只是聘用的主笔

只有了解梁安、陈桂士、冯普熙的经济实力与公益慈善活动，才能明白，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是以雄厚的资本、广泛的人脉资源、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后盾，兴办一份站在华人立场、维护华人权益的中文报纸。

王韬原籍苏州，早年在上海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因上书太平天国将领而遭到清廷通缉，流亡香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对他照顾有加，带他游历英国；回香港后，王韬主要是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教会给他支发薪水。从日记来看，王韬花钱缺乏节制，并无多少积蓄。可以肯定，他没有足够资本投资创办《循环日报》。另一方面，王韬不谙粤语，在港并无乡亲可作依托，在人际网络方面缺乏优势。

王韬

《循环日报》创办初期，反复刊登《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横无所拘制。”告白语意甚明，《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纯属华人资本，局内事务“皆我华人操权”；为营业兴旺，延请“才优学博者四五人”，这四五人当中，总司理陈霭亭、正主笔王韬包括在内。

王韬后来在自传中说：“癸酉，香海诸同人醵资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1页）“诸同人”应理解成梁安、陈桂士、冯普熙、黄胜等人，“延”字即聘请之意。故而，这段历史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梁安等香港华商集资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在总局下面创设《循环日报》，聘请王韬担任主笔。总局给王韬提供了理想的发展机会。

总局除办报外，还承接各类印刷业务，出版中文书籍。郑观应早年著作《易言》，就是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中华印务总局告白》列出报纸在海内外各埠的代理人、代理处22人（处），绝大多数都是商号，只有两个是日本横滨的个人，另外“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日本长崎、神户等埠俱轮船招商局代理”。这纯粹是一个商人网络，很容易判断出是散布在各口岸的粤商，看不出王韬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痕迹。招商局各分局为《循环日报》代理发行，应该是陈霭亭的功劳，他有几个兄弟都在招商局总局及分局工作。

旧时香港商界有一句老话：“想让一个人破产，就劝他去办报。”意思是办报纸最容易亏钱。办报不仅仅是文化事业，首先是风险很高的商业创业活动，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和高效的经营管理。《循环日报》是众多香港华商共同创设的平台，王韬的才能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才得到充分发挥。只突出王韬一个人，对《循环日报》众多创办人并不公平。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