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杨德昌的电影是那种无论电影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会不断有人翻出来一遍遍重温的经典，他不束之高阁，他不拒人千里，他更不神秘，他的8部电影，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时代的互联网看到，他的电影是贴紧时代的，他的电影有着一种欲说还止的姿态。

 

         这部上映与1991年的电影，对于整个台湾乃至华语电影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的是一起少年杀人事件，少年为何杀人，看完电影，我首先得到的答案是小四的一时冲动，他想让小明为他存在。执念的力量是让人恐惧的，比如佩德罗·阿莫多瓦在吾栖之肤中那个因恨而生出的力量——将薇拉由男变成女。变性对于我们来时是性别的暴力，而在少年杀人中，这个暴力就是那把出现了多次的日本女人自杀的短刀。

         众所周知，杨德昌的电影擅长多线叙述，在少年杀人中，叙述的线条大致可以分成三条，一条是小四的父亲的事业起伏；一条是小四进入夜间部的生活；一条是少年两大帮派的争夺。小四这条是主线，但真正的是另外两条线在推动他的故事。比如小四的世界观以及对社会的认识，小四的父亲告诉他，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似乎只要自己行事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就无所畏惧了，这也直接导致了小四人格中大部分向善向义向情的成分，但这些在影片的后半段却是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掉地。先是小四的父亲遭到政治的变故，整个人变得多疑和害怕起来，那么小四坚信的社会会给像他父亲般善良的人发展这条法则便不存在；这个时候，小四开始迷恋起力量。

         有人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自然也可以说是力量了。所以，枪这种东西，还有之前的刀，互相呼应，我想小四能偷到枪的话，他肯定也会用枪来杀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小四还是个对情忠贞的人，而且枪是依附于他的好兄弟小马的。当小四被退学复习时，听到小虎说小马泡走了小明，小四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他的第一个报复是与小马绝交，第二个报复是要泡走小马的前女友，但这两个方法都无功而返，甚至小四还被他身边的人当成了傻瓜。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的代表作品，分析影评已经很多。我就从小的一个方面“场面调度”来谈谈我的一点想法，以小猫王和小四摆弄收音机片断之前内容为文本。1、影片用光　　影片用光与所要表现的主题是吻合的，主题所要反映的是影片开始不久字幕介绍所写的“父母正生活在对未来的未知与惶恐之中”，以及下一代“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正是这样一个压抑的主题，要求影片中不能采用很亮的光，黑暗、阴沉占据大半部片子。影片开始阴暗基调就奠定了。

       黑暗中一双手点亮了油灯，在黑暗中发着微弱的光，然后出现“杨德昌电影”几个字。之后看到小四坐在走廊中的凳子上，自然光从他背后投射过来，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加上长长的阴暗过道，反映出小四心中的害怕。而此时的他仍得到着父亲的信任“我儿子绝对不会只考五十分。”接下来的场景一直保持着阴暗状态，电影摄制厂、教室、放学后的校园、小四家中。其中有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大家用小四偷来的手电筒照来照去，他们身后是亮色的墙壁，而他们四个人成了剪影，手电筒射过来的灯刺得他们形象模糊、怪异，这使得后面他们加入战斗有了顺理成章的照应。　

　

       光线在周会场景中变明亮了，接下来教室、走廊、教导处都处于明亮之中。影片必须明暗交错，否则观众的心理上一直压抑，也是不利于观看影片的。明暗在全片中交叉，但阴暗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之后影片再次转暗，是小四晚上回家碰到大姐、全家人吃饭、汪狗家的聚会、回家的公交车上。这一部分昏暗充分反映出家庭中的每一员特别是长辈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中，赊帐、多年前的漂亮衣裳和手表、长期在台湾的可能、路上的装甲车，透露出许多信息，也让人继续压抑着。　

   　是女主人公小明的出场。导演让这一段充满了少有的光亮。明亮的医务室、走廊、草场，为小四和小明的邂逅提供了轻松愉快的氛围。两人的初次相会是美好的。特别是两人通过走廊时从廊外射入的阳光柔和明亮，顿时让人长舒一口气。　

        在草场与几个少年交锋过后，随着剧情的发展，光线再次暗下来，是台球室和舞厅，之后才是小四家的明亮白天。总之随着光线的一暗一明，导演控制着观众的情绪和心理，使这部影片有张有弛，静中压抑着波澜涌动的暗流。拍摄角度　　导演极少用特写，在我分析的这段内容中，应该没有特写（如有，请各位指出）。相反，导演用了大量的中景，反衬出人物的无力、孤独、困惑、摇摆、极易破碎的状态。　

     　影片开始小四爸爸坐在教导室房间，镜头是从门口拍进去的，爸爸的身材显得十分渺小，说话声音仿佛都盖过了他的身体。第一次拍小四回到家，也是采用中景，黑暗中的墙壁占了半个银屏，小四在亮灯的那半房间里吃晚饭，空间狭窄，给人逼仄压迫之感。在拍全家人吃饭的镜头也是从客厅拍到饭厅，几乎看不清每个人的面孔，只能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在聚会、公交和草场，导演极力避免人物脸部的特写，总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看着镜头中的人物，使观众感觉不到人物细致的表情，难以揣摩出人物的心理。

       只是这种压抑感始终存在着。　　导演拍学生的上课镜头采用中轴线来拍，画面显得很稳重，一点不轻松。他也尽量与学生头部平视的视角来拍摄，使观众和学生有了近距离接触而有亲近感。　　这段内容中唯一的远景出现在小四和小明在草场的一段，从拍摄角度来看，开阔的视野、一览无余的草场风光也为两人的相处创造良好的氛围。远景拍了多次，在影片中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导演的用心所在。方言和话语　　影片富于特色的是方言，大陆各地方言的夹杂，浓缩了大半个中国，反映了到台湾的这一层人的地域多样性和复杂的心理。教官说：“台中让我想起汉口。”小四母亲说：“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现在住日本房子，听日本歌。”汪狗用上海方言讲着美国的高楼大厦：“这是真的呀。”从这些话语里我们能深切着感受到导演所要展现的不仅是小四的故事，而是一层人、两代人、一个台湾、一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从这些细微的地方，我们自然惊叹于导演对场面调度拿捏的恰到好处了。

影片以60年代初台北的真实事件为背景。６０年代初的台湾好像一切都是灰的，浑浊的空气里也流动着灰暗的味道，失落和绝望的情绪笼罩在城市上空。来自四面八方的外省人操着他们各自浓重的口音，山东话，上海话，苏北话，四川话……在这个城市奔波忙碌着。随军逃到台湾的家眷们形成了一个个被人们称为“眷村”的小村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小四、小明、小马、老二、小猫王、飞机、滑头、小虎、小翠……他们成长着，并且拉帮结派地出来混，“小公园帮”和“２１７眷村帮”逐渐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

　　在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的男生小四是个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1949年从大陆迁来台北。家里共有５个孩子，大姐为了帮父母承担家庭重担，放弃出国的愿望；二哥和小四一样，沉默寡言；三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谦卑忍耐；张震是家里的老四，所以被叫做小四；家里最小的小妹是个发育迅速的小女孩。

　　小四与家世不幸的女孩小明十分投缘，暗生情愫，“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也倾心于小明。小明父亲早逝，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她过早地成熟，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数学考试，因滑头抄袭，小四被记大过。哈尼回台北，要小四好好照看小明。

　　由于帮派之间的纷争，哈尼一个人去对抗“眷村帮”，结果被对方的老大山东推到了火车轮下。小四参与了围剿“眷村帮”替哈尼复仇的行动，山东被杀。

　　小四父亲涉嫌政治被迫写交待材料并被解聘，受到迫害，近乎神经质；母亲受牵连被免掉了教职。小四因为冲撞校方被勒令退学，转学日间部。

　　小明的母亲到马司令家帮佣，马司令的儿子小马是小四的朋友，是一个早熟但够义气的少年，小明因母亲的原因住在他家。

　　家庭和学校所发生的事件让小四难以承受，他觉得小明变了，而小明与小马的交往又使小四陷入友情和爱情的矛盾中，他与小马吵翻。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上，小四看见了小明，再次向她表明心迹，而小明却断然拒绝了。失去控制的小四接连向小明捅了７刀，小明当场死去。小四被拘捕，被判了１5年徒刑。

　　小猫王录了他唱的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送给小四，却被警员随手丢进垃圾桶。